新質生產力不是一般的經濟增長，而是擺脫了傳統生產力發展路徑的增長躍遷，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物質技術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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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一國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發展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剩余逐步積累的過程。一般有四種途徑：一是通過持續的要素投入，如通過資本投入、勞動力增加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使得生產超過消費，產生剩余和積累。二是通過國際經濟合作，比如在國際貿易中形成凈出口或者引進國際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三是通過對外武力征伐、殖民等，掠奪他國的資源和財富。四是通過科技進步和優化資源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老羅筆記：四種途徑這樣理解，一就是中國人最擅長的艱苦創業勤儉持家，從建國一直到改開之前應該是這種模式。第二種應該改開后特別是深圳感受最深，吸引大量外資做了大量加工貿易。第三種是西方海權列強近200年來至今仍在使用的方式，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德國、日本等對亞洲、非洲、美洲、澳洲等地的殖民。第四種就是本文重點要介紹的方式。

對于第一種路徑，在歷史上推動了世界許多地區的經濟發展，但也帶來了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和不平等等問題。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這種要素投入型的增長模式，但近年來隨著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持續上漲，比較優勢不再顯著。而且長期形成的靠房地產、基建等投資拉動、債務驅動為主的增長模式也日益難以為繼。

1980年的時候，中國10億人口，人均GDP200美元，大體上是2000億美元總量的一個國家，占全球GDP比重只有1%，相當于歐洲小國家荷蘭的經濟規模。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2020年GDP達到了18萬億美元，相比1980年的GDP增長了90倍。對中國來說，在這四十年的偉大進程中，通過大規模的基建建設、產業投資、城市的房地產開發，以及其他各個方面的經濟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該說是一個巨大的舉世矚目的歷史性跨越和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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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發展一方面得益于三大紅利。第一是當時我國有10億的人口，具有低成本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也就是人口紅利。第二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基礎性制度供給，形成了改革的制度紅利。第三個是我國融入了全球化，就有一個全球化的紅利。這三大紅利推動我國長足發展、加速度發展。

另一方面，從生產力要素投入角度講，這也是我國40年大量的資源投入、資金資本投入以及勞動力投入產生的成果。到了目前這樣的狀態，我國能不能還按照過去40年大規模的資源投入、資金資本的投入或者勞動力投入來推動今后幾十年繼續高速或者持續地發展呢？顯然出現了三個不可持續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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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源要素投入來說，2023年我國GDP是126萬億人民幣，大體上消耗了地球各種資源量的50%。全世界190多個國家，從地球內部挖掘各種礦物質原料，比如鐵礦石或者煤炭，或者石油，或者天然氣，或者各種做水泥用的石灰石，或者還有其他的各種礦石等等。

總之，地球上目前每年采掘各種礦產資源總計約240億噸左右，我國差不多要用120多億噸，大體用了全球資源的50%。我國的GDP大致是全球的20%左右，我國的工業規模和進出口貿易分別是全球的30%左右。總之，我國以全球20%—30%的產出規模，消耗了全球地下資源的50%，如果我國按這個比例繼續下去，再過個二十年，如果我國GDP翻了一番，是不是就把地球資源全部包下來了呢？GDP翻番，資源還要翻番，顯然是不可能的。

對于中國的經濟來說，工業生產源頭減量，從源頭上降低資源消耗量；節能減排從源頭上降低單位能源消耗的力度、減少碳排放是十分重要的、十分關鍵的，是我國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在我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要求里面有充分的體現。

中央政府明確提出，到2035年中國GDP的單位能耗要從現在全球單位能耗平均值的150%降到全球平均值；我國現在的單位能耗是全球發達國家的單位能耗的兩倍，到2050年，要降到全球發達國家單位能耗的平均值等等，總之要源頭減量、節能減排。如果繼續按過去40年的投入方式推進，是不可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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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金資本要素的投入來說，中國的經濟在1980年以前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跟市場經濟相比，流通中的貨幣使用量相對較低，市場經濟則需要增加貨幣流通來做潤滑劑，促進各種資源優化配置。這幾十年我國貨幣M2的增長幅度是令人震驚的，2023年年底或者2024年年初，大體上M2的貨幣量已經突破了300萬億。我國從20世紀40年代后期開始發行人民幣以來，用了63年，到2013年M2達到了100萬億，第二個100萬億用了7年左右，第三個100萬億就是2020年到現在，用了4年左右。中國的貨幣發行越來越快，資金量也累積到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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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十幾年前，我國如果一年增加幾千億的M2，年度經濟增長速度就可能增長兩三個百分點，物價、房價或者股市的價格也會有波動。到了這兩年，我國一年增加20萬億的M2，股市好像也沒動，房市價格也不起來，商品價格好像也不敏感。商業銀行里面有巨額的資金，這么多的M2是通貨膨脹了嗎？看著貨幣量好像應該是通貨膨脹，但是看市場沒有反應，反而感覺像通貨收縮。

目前這個資金對市場不敏感，都存在銀行里不出來，市場沒發生周轉，沒進股市，沒進房市，也沒進老百姓的口袋去消費。在這個意義上，當下中國如果還是像過去10年靠增加貨幣，通過增加貨幣來刺激經濟發展，已經不能持續了，貨幣投放的邊際效應、調控的敏感度已經大大降低了。

老羅筆記：M2連年增長，市場上卻到處沒錢，交易增加財富，大家不買單就無法交易，錢再多，也是躺在銀行的數字，無法通過流動產生財富。

從勞動力要素投入來說，我國1950年6億人口，經過30年到1980年是10億人口，近40年我國增加了4億人口，變成14億人口。195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1780萬，1960年代是2400萬，2000年代是1800萬，2010年代是1600萬，2020年出生人口已降到1200萬，2023年只出生了902萬，人口出生的下降趨勢非常明顯，下降速度也非常快。

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2010年代基本全部退休，1960年代出生的人從2020年開始進入退休，而現在我國新成長的年輕人就業人群都將是1990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大體上每年上崗、退休人數相比會減少幾百萬勞動力就業人群，中國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比較優勢進入了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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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羅筆記：人可是一體兩面，一方面是勞動力，一方面是社會未來成本，總要老，總要病，總要占用資源，所以勞密行業長期來看，逐漸升級勢在必行，畢竟年輕人都不愿意進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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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國人口基數也進入了拐點，我國絕對的總人口現在14億多一點，再過個30年，到2050年以后完全可能降到12億或者11.5億等等，人口規模在趨降。整個人口也在走向深度老齡化，現在60歲以上的已經占整個人群數的20%了，我印象中5年前是18%，現在已經到了20%，再過十幾年60歲以上人群將達到30%以上，形成深度老齡化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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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再靠勞動力要素無限投入，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已經降低了。所以我講全球經濟發展中的第一種路徑，靠資源、靠資金、靠勞動力等大量投入加速度發展的時代過去了。過去40年這樣的發展方式已不可持續，也無法在未來復制。

對于第二種路徑，一個國家跟別的國家進行貿易投資、各方面的資源交換，通過國際貿易、國際投資，通過經濟的開放形成優勢互補，資源優化配置，揚長避短，這個過程就會產生額外的積累，會推動經濟更好更快地發展。我們最近說的中國經濟進入了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格局。

為什么說是新格局？因為幾十年來，我國是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外循環為主體的，也有內循環，所以是以外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現在轉變為以內循環為主體，當然是一種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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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面要解釋一下，什么叫外循環？什么叫內循環？一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兩種貿易合起來的進出口貿易量，如果這個貿易量占GDP的比重超過60%以上，就是外循環為主，60%是一個大的比重，然后內循環是40%，外循環60%以上，這就是以外循環為主。如果進出口貿易量占GDP40%以內，那這個國家、這個社會是以內循環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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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到1980年這一段時間，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是10%左右，1980年中國2000多億美元的GDP總量，進出口貿易200多億美元即10%，所以那個時代是一個內循環為主的階段。1980年改革開放以后，利用國際資源、國際資本、國際市場，給中國帶來經濟發展的動力，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加工貿易、來料加工，各種方面的開放，大量引進外資，外資的投資也帶來大的投資、大的出口等等，所有這些使中國的經濟走向了外循環為主。

中國在加入WTO以后，到2006年外循環達到了最高的比重，大體上2006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占GDP比重71%。我剛才說的進出口貿易占GDP60%以上外循環為主，到了70%以上，也就是比較高的外循環為主的一個體系，在那個71%里面，貨物貿易占GDP的量是64%，服務貿易占7個點，加在一起是71%。

老羅筆記：71%！太恐怖了，我們給全世界打工，賺一點散碎銀子可都是血汗錢，我們剛想要產業升級，美國佬就要制裁，我們偏要升級，不能總是一直打螺絲啊。

那我國現在是什么狀態呢？我國現在以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外循環比重是38%。比如2023年中國GDP是126萬億，我國的進出口貨物貿易是6萬多億美元，服務貿易8000多億美元，加在一起69000億美元不到，折算成人民幣48萬億人民幣，跟126萬億人民幣去對比，占38%左右。

2022年、2021年、2020年都是38%，小于40%，是40%以內的外循環，因此，我國就進入到了一個以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的國家。大家是不是會想，我國原來60%以上達到70%，怎么會突然這十年降到38%了呢？想當然的就會想到，可能是美國人跟我國打貿易戰，加關稅、脫鉤、撤資、卡脖子等等，搞了一整套的地緣政治、貿易保護主義等等一系列措施，我國是被美國的貿易戰逼得外循環為主變成內循環為主，這個判斷當然是錯誤的。

也有人可能會認為，是不是這三年新冠病毒疫情把我國出口的供應鏈、價值鏈破碎了，東西出不去也進不來，所以進出口萎縮了。這種判斷當然也不對，因為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進入內循環為主的時間點是2016年，那時候美國還是奧巴馬當總統，特朗普還沒上臺，還沒有發生最近六七年的中美貿易戰。

那么我講了這么多，就是要表述一個概念，過去靠70%、80%的開放的流量，占GDP 70%以上那種外循環為主的貿易流量，來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時代過去了，我國要進入世界經濟強國，必然變成以內循環為主，這個流量只占40%不到，不那么依賴全方位的外資或者貿易量為主體的那種開放格局。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第二個路徑也發生了邊界條件的變化。且自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大多數年份是負的。

盡管我國對外開放帶來了技術進步和資源配置優化效應，對經濟增長貢獻巨大，但近年來受美國對我國發動貿易戰、打壓遏制的影響，依靠國際經濟合作提振經濟增長潛力的難度會越來越大。

對于第三種路徑，歷史上一些國家通過殖民他國、武力征伐，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很不光彩，且日益被世界和平發展的潮流所摒棄。黨的二十大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

以上三種路徑，第三條路我國不能走，第一條和第二條走起來日益困難，但我國要在2035年左右實現14億人的基本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須確保經濟增速維持在5%左右。走第四條路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勢在必行。

目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僅有美歐發達國家的40%—60%，有較大的增長空間。但如果沒有科技革命的加持，單純靠經濟內在的量變也是很難提升的。恰好我國又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夜，以智能化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為新質生產力的迸發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重大歷史機遇面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充分釋放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增長紅利，不僅有利于提升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降低要素成本、增加要素投入，也有利于發揮我國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優勢。

從近期看，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新的增長引擎，維持經濟增長勢頭；從遠期看，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支撐14億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選擇。

老羅筆記：鄧公英明啊，早在改開初期就高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今天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還是要落在科技革命爆發上。之前科技革命都是歐美引領了，這次爆發，中國要加把勁兒了，都說清華北大是歐美預科班，為歐美培養人才，老羅想呼吁，我國要切實加強對科技人才的待遇支持，把優秀人才留下來，把出去學成的引回來。

這么一分析，中國40年改革開放給我國留下一個增長的空間，就是全要素增長率潛力巨大。在這個意義上，今后幾十年高質量發展，今后幾十年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一定要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而全要素生產率發展的內涵就是讓新質生產力成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最關鍵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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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質生產力”在這個階段提出來，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選擇、必然選擇、唯一選擇。現在的發展，不能完全靠資源投入、資金投入、勞動力投入來發展，因為這些是不可持續的，最重要就是要靠科技的投入，對生產力分工協作環節的投入，對基礎性制度和生產力密切有關的生產關系、社會制度變革的投入，也就是說通過技術創新、分工協作、產業鏈組織的進化等等，通過推動新質生產力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形成，只有這樣，我國才會有可持續的、高質量的發展。

為什么黨中央在這會兒提出新質生產力？通過對推動經濟發展的四大生產力因素一一分析，可以得出結論，中央是多么的有戰略眼光、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前瞻性，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個英明重大的決策。

老羅筆記：既然是內在選擇，必然選擇，唯一選擇，那么我們搞市場的各位老板就要吃透具體新質生產力指什么，你所在的行業可以有哪些方面的變革和提升，黃老長文都講到了，老羅分幾期，一點點和各位老鐵分享。請關注后續《老羅學習系列》

作者：黃奇帆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

人物履歷：

1968.09——1974.09，上海焦化廠焦爐車間工人；

1974.09——1977.09，上海機械學院儀器儀表系自動化儀表專業學習；

1977.09——1983.07，上海焦化廠設備科技術員、助理工程師、工程師；

1983.07——1983.12，上海焦化廠副廠長；

1983.12——1984.04，上海市委整黨辦公室聯絡員；

1984.04——1987.01，上海市經委綜合規劃室副主任；

1987.01——1990.06，上海市經濟信息中心主任（副局級）；

1990.06——1993.01，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副主任；

1993.01——1994.09，上海市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1993.12正局級

1994.09——1995.04，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兼市委研究室主任；

1995.04——1995.07，上海市委副秘書長（1994.10—1995.05借調中央辦公廳工作）；

1995.07——1996.03，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

1996.03——1998.04，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體改委副主任；

1998.04——2001.10，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經委主任，市工業工作黨委副書記

1998.02—1999.12，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高層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班學習，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01.10——2002.05，重慶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

2002.05——2009.11，重慶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2002.10市政府黨組副書記，2003.07兼重慶行政學院院長，2003.09兼市國資委黨委書記；

2009.11——2010.01，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黨組副書記，市政府代理市長、黨組書記，重慶行政學院院長（兼），市國資委黨委書記（兼）；

2010.01——2010.03，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重慶行政學院院長（兼），市國資委黨委書記（兼）；

2010.03——2011.02，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重慶行政學院院長（兼），市國資委黨委書記（兼）；?

2011.02——2016.12，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市長、黨組書記；

2017.02——2018.03，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屆中央委員，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